自考中国古代文学史(一)考点十
建安散文
汉末政局的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割据,使汉代一统天下的经学束缚被彻底打破。思想解放,多元并存的宽松局面使士人思想更加自由多彩。各行其是,择主而栖又使士人敢于放言无忌,直抒胸臆。此时文章风气亦为之一变。其一,在内容上不再是重复和敷衍经义,而是注重抒发情怀,言之有物。曹操的痛悼郭嘉(《与荀彧书追伤郭嘉》),曹丕的追忆旧游(《与吴质书》),曹植豪情万丈的上表自荐(《求自试表》),孔融气采飞扬的推毂友人(《荐弥衡表》),都是真情流露,袒布胸怀,衷于内心,而发于文章。其二,在形式上摆脱了经生式的引经说教、枯燥拘束,变为注重文采、渐求骈俪。这尤其体现在曹丕、曹植兄弟的文章中。曹植曾说:“君子之作也,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摛藻也如春葩。泛乎洋洋,光乎皜皜,与雅颂争流可也。”(《前录自序》)说明他十分注意文章的辞采。而曹丕的文章则排偶联翩,隽语迭出:
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诚不可忘。既妙思六经,逍遥百氏,弹棋间设,终以博弈。高谈娱心,哀筝顺耳,驰骛北场,旅食南馆,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白日既匿,继以朗月,同乘并载,以游后园。轮舆徐动,宾从无声,清风夜起,悲笳微吟。乐往哀来,怆然伤怀。(《与吴质书》)
骈俪颇工,已启南朝骈文之端;文采斐然,是应用文字艺术化的先声。可以看出,文章自建安起,已经沿着重艺术特质的方向开始前进了。其三,在风格上,建安文章的作者都有很强的个性特点。曹操清峻通脱,曹丕隽丽流畅,曹植气盛辞华,孔融恢谐高妙,陈琳章表殊健,阮璃书记翩翩,应砀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都各有千秋、毫不雷同。当然,这与建安士人心态关系密切。时局给士人带来建功立业的机会,士人们又自视颇高,自信颇强,家家自谓握灵蛇之珠,咸以自骋骐騄于千里,造成了风格各异、异彩纷呈的局面。其中尤有特色者为曹操。
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有“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他还“力倡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使产生多量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曹操主要的文章都是政治性应用性很强的令、表之类,但写起来却都能破除公文的虚语与旧格,挥洒自如,直抒胸臆。他的代表作为《让县自明本志令》,其自负与真率脱口而出:
今孤言此,若为自大,欲人言尽,故无讳耳。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然欲孤便尔委捐所典兵众,以还执事,归就武平侯国,实不可也。何者?诚恐己离兵为人所祸也。既为子孙计,又己败则国家倾危,是以不能慕虚名而处实祸,此所不得为也。
分析天下大事如在指掌,洞悉政局切中肯綮。说明自己不肯放弃兵权时毫不含糊嘴软,既显示了一个大政治家的胸襟和睿智,也透露出一个权臣和奸雄的无所顾忌和霸气,充分体现了清峻通脱的风格特点。而其清峻简洁平易之特点,则为曹操所独有。
曹丕曹植兄弟之文,注意辞采骈偶,则又领建安文坛另一风气。如曹丕《与繁钦书》中写歌女之状,极丽句佳藻之能:
素颜玄发,皓齿丹唇。详而问之,云善歌舞。于是振袂徐进,扬蛾微眺,芳声清激,逸足横集。众倡腾游,群宾失席。然后修容饰妆,改曲变席。激清角,扬白雪,接孤声,赴危节。于是商风条振,春鹰度吟,飞雾成霜。斯可谓声协钟石,气应风律,网罗韶濩,囊括郑卫者也。
曹植的《求自试表》,气势宏盛,但亦文辞瑰丽:
若使陛下出不世之诏,效臣锥刀之用,使得西属大将军,当一校之队;若东属大司马,统偏师之任。必乘危蹈险,骋舟奋骊,突刃触锋,为士卒先。虽未能擒权馘亮,庶将虏其雄率,歼其丑类,必效须臾之节,以灭终身之愧。使名挂史笔,事列朝荣,虽分身蜀境,悬首吴阙,犹生之年也。
此种文风,领率文坛,使魏晋文章沿着重辞采的方向发展。
建安辞赋
西汉以润色鸿业,托意讽谏为目的大赋,随着汉王朝的衰退一同趋于式微。东汉中后叶以还,宦官、外戚轮流专权,政治黑暗混乱,抒情小赋兴盛起来。张衡、蔡邕、赵壹等人的作品就是代表。他们在赋中或欣然归隐(张衡《归田赋》),或愤世嫉俗(赵壹《刺世嫉邪赋》),或慨叹纪行(蔡邕《述行赋》),均体制短小,抒愤寄情,开辟了汉赋的新天地。
建安赋作家面对汉末动乱,耳闻目睹两京残破,天下板荡的时局,亲身体验战争乱离、戎马倥偬的艰苦,加之主观思想中的经学桎梏已彻底打破,客观形势上又有建功立业的机遇,而且还有当权执政者的提倡鼓励,“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于是他们继承汉末抒情小赋的优良传统,在赋的创作上驰骋才华,形成建安赋作情文并茂的特点。
纵观建安辞赋创作,以下几个特点最为突出。
首先,有一个自觉主动进行辞赋创作的作者群,他们积极创作,互相切磋,写出了大量赋作,而且进行理论探讨。建安时期赋作今传l8家,作品l84篇,又主要集中在三曹、七子等邺下文人集团中。而且他们经常共同创作同一题材或同一题目的作品。同时,他们还自觉地对赋作进行批评,如曹丕说“诗赋欲丽”,这些无疑会推动赋作的发展。
其次,建安作家由于思想较为自由,其赋作的题材更为广泛。大自然的寒暑阴晴(《大暑赋》、《秋思赋》、《愁霖赋》、《喜霁赋》)、飞禽走兽(《孔雀赋》、《白鹤赋》、《愍骥赋》、《神龟赋》)、瓜果树木(《瓜赋》、《桔赋》、《柳赋》、《槐赋》、《桑赋》)、沧海长河(《沧海赋》、《灵河赋》),社会中的悲欢离合(《哀别赋》、《感婚赋》、《离思赋》、《慰情赋》)、穷通行藏(《悲命赋》、《遂志赋》、《厉志赋》、《玄畅赋》)、怜寡伤夭(《寡妇赋》、《伤夭赋》)、怀亲念友(《怀亲赋》、《念友赋》)、征战行役(《出征赋》、《述行赋》),以至登临游猎、弹棋投壶皆可入赋(《登台赋》、《校猎赋》、《弹棋赋》、《投壶赋》),广阔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
再次,建安赋作的抒情性进一步加强。与两汉大赋的义归讽谏不同,建安作家用赋来表达自己内心的细腻感受,抒写自己的浓烈情感。他们写赋,不是为了美刺,也不是向君主劝诫,而是真实深切地抒发自己的情怀。如曹丕的《悼夭赋·序》说:“族弟文仲,亡时年十一。母氏伤其夭逝,追悼无已。予以宗族之爱,乃作斯赋。”赋云:“气纡结以填胸,不知涕之纵横。时徘徊于旧处,睹灵衣之在床。感遗物之如故,痛尔身之独亡。愁端坐而无聊,心戚戚而不宁。步广厦而踟蹰,览萱草于中庭。悲风萧其夜起,秋气惨以厉情。仰瞻天而太息,闻别鸟之悲鸣。”这完全不是经生式的“兄宽弟忍,父慈子孝”的说教,而纯然是寒秋深夜睹物伤情,怀念幼弟而潸然泪下的一片真情。
建安赋作在艺术形式方面也有新的进展,成为汉赋向南北朝骈赋变化的开端。赋体的特点是讲求辞藻和形式工齐之美。汉大赋作者中,虽已有不少俳偶之句,却没有像魏晋六朝这样自觉追求和刻意锤炼。到了建安,尤其是后期之作,对偶工整和辞藻美丽已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但辞藻流利妍美,对仗工巧整齐,而且注意到韵律和谐,开启六朝美赋创作之风气。
《登楼赋》与《洛神赋》
建安赋作家中,以王粲、曹植成就最高。“仲宣溢才,捷而能密,文多兼善,辞少暇累,摘其诗赋,则七子之冠冕乎。”(《文心雕龙·才略》)“仲宣独自善于辞赋。”(曹丕《与吴质书》)他最著名的赋作《登楼赋》,是千古传诵的名篇。该赋是王粲流寓荆州之作。他于乱离之时,去国离乡,到荆州后又不被刘表重用,一腔失志不平之感,因登楼临睨满目疮痍而迸发,遂将满腹激情流之于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假日以销忧。览兹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酬。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北弥陶牧,西接昭丘。华实蔽野,黍稷盈畴。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可任!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钟仪囚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栖迟以徙倚兮,自日忽其西匿。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夜参办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此赋不但抒情浓切,而且在结构上也十分细密。首叙登楼所见,次抒怀乡之情,末申身世之惧,层次分明,气氛刻画生动。所以被评为“仲宣靡密,发篇必遒”(《文心雕龙·诠赋》),“摹写长途景况,令人肌骨寒冽”(宋长白《柳序诗话》卷七)。
曹植的赋作则另有自己的特色。正如他的诗一样,他的赋作也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诗品》卷上),如《洛神赋》。
《洛神赋》叙写眷恋之情,辞采绚烂清泠而又臻于极致。它的意义,在于说明文学自觉到自己的特质之后,有如何巨大之表现力;在于标志着文辞之美,可以表现内心细腻情思至何种程度!其始写道路艰辛之后,憩息于泽畔芳草,而用“容与乎阳林,流眄乎洛川”写尽少年公子之一种潇洒风神,既描摹神态,又点染出气质情思。之后寥寥数语,似未见着墨痕迹,便已轻轻转入幻境,于是极写幻境中神女之美丽。虽设譬摹神,词语用极璀璨美艳,而在在皆抒发一己惊喜无可如何之爱慕情怀。洛神之美,乃此惊喜无可如何之爱慕者眼中之美,处处写彼之绰约丰姿,而实处处写己之惊喜爱恋情思。其写洛神感恋慕之情,报之以脉脉情思,是“徙倚彷徨。神光离合,乍阴乍阳。竦轻躯以鹤立,若将飞之来翔”。一种似有而无,若即若离的迷离惝恍的境界,真是写得如诗如画,而写此如诗如画之梦幻境界,亦仍然在于把自己内心一缕惊喜眷恋之热烈情思点染出来。这篇赋里所创造的许多美丽的意象,如“翩若惊鸿,婉若游龙”,“髣髴兮若轻云之蔽月,飘繇兮若流风之回雪”,“神光离合,乍阴乍阳”,“凌波微步,罗袜生尘”等等,深远地影响了后代文学的意象创造。在它们后面,形成了一些意象的历史系列。
南北朝时期文坛上的重要现象就是骈文的出现和流行。骈文是一种具有均衡对称之美的文体,它实际上是广义的散文的一部分,但它与散体单行的狭义的散文相对比有明显区别。
骈文的主要特征有四:对偶、用典、声律、辞藻。如果一篇文章四点具备,就是成熟的骈文了。从文字上看,汉语的单字单音宜于从声形方面形成均衡相侔。汉语词性灵活,亦容易配成对偶。至于对偶为何在南朝特兴,盖因对偶本为回环之美,不似散体单行有直贯之势,而南朝士人以柔靡为尚,故以风行,“俪采百字之偶,价争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遂成风尚。
再看用典。用典亦称用事、隶事。其本来作用是加强文章的说服力,“据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文心雕龙·事类》),后来又有以少总多的效果,即以一句古事古辞,引起读者的丰富联想。但南朝骈文作者以用事繁密为尚,则有矜博耀学、显示才华的心理。如著名的梁武帝与沈约、刘峻数典争胜的故事。此时大编类书,亦由此种心理驱使,而又推波助澜。
关于声律,是指骈文每联上下两句在声调上要相对,而不能相同。这当然首先基于汉语有四声之分。从陆机、范晔以来,已都体会到声有高下低昂之分。所以齐梁声律说未开之前,行文亦多有声调相对者。齐梁四声说发明以后,平仄之分在理论上也尚未总结出来,但他们还是自发地以平声对上去入三声,只能说是一种实践中的体会,感觉到平仄相对会使文章有抑扬顿挫的声调之美。骈文不要求两句之间每字声调都平仄相对,只要求重音部分(如尾字、第二、第四字等)声调相对。虚字可以不对。
最后是辞藻。藻绘之美自建安就已开其端,西晋以来缛旨星稠,繁文绮合,又推进了一大步。
刘宋时期可视为南朝骈文形成期。此时骈文四特征都已具备。对偶,俪采百字之偶;用事,大明泰始中文章殆同书抄;辞藻,铺锦列绣,错彩镂金;声律,别宫商,识清浊。此期骈文优秀作者为颜延之、鲍照和范晔。颜之骈文有《陶征士诔》,范晔《后汉书》的论赞全是骈文。最著名的是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其中写庐山:
西南望庐山,又特惊异。基压江湖,峰与辰汉相连。上常积云霞,雕锦缛。若华西曜,岩泽气通,传明散彩,赫似绛天。左右青霭,表里紫霄。从岭而上,气尽金光,半山以下,纯为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镇控湘汉者也。
把庐山绝壁临江、云霞变幻的情势写得尽态极妍,美不胜收。
齐梁以后,是南朝骈文的成熟期。此时声律说已发明,骈文更是进入了骈偶精工、用事绵密、声律严整、辞藻丽靡的阶段。自沈约、谢朓、王融、任昉、江淹以及萧衍父子们,几乎所有文人都能写骈文。其中名篇如孔稚珪的《北山移文》、吴均《与宋元思书》、陶宏景《答谢中书书》均为骈文写景佳作。这一时期即使理论著作文章,也多以骈文写成。刘峻的《辩命论》、《广绝交论》,典实充沛,辞语精工。体大思精的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更是骈文空前绝后的杰作。此期还有梁代丘迟的《与陈伯之书》,义正词达,情文并茂。此文先责以大义,又晓以至理,又动以真情,以美丽的文辞描写故国如画的春天,娓娓道来,纸短情长,确能打动人心,终使陈伯之率八千叛军俯首归降。
骈文至徐陵、庾信,达到高峰。此时属对更工,几乎全篇骈偶,而后代骈文流行的四、六字隔句对也大幅度增加。用事不仅绵密,且更妥帖自然。声律上不仅平仄相对,而且上下联相粘,多能做到全篇平仄谐调。辞藻上更是“丽藻星铺,雕文锦缛”(李那《答徐陵书》),美不胜收。尤其庾信入北后的《哀江南赋序》,不但在艺术形式上达到南朝骈文的巅峰,而且其故国乡关之思、身世之悲与兴亡之感都动人心魄:
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荆壁睨柱,受连城
而见欺;载书横阶,捧珠盘而不定。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河西之馆。申包胥之顿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泪尽,加之以血。钓台移柳,非玉关之可望;华亭鹤唳,岂河桥之可闻!
语调悲凉激楚,活用甚至反用典故贴切入微,措辞字字凄怆,读之沉郁顿挫,确是达到了如
杜甫所说“暮年诗赋动江关”(《咏怀古迹》)的程度。
南朝是骈赋成熟定型的时期。其表现形式是对偶精工,事典博赡、声韵和协藻饰华丽。对偶精工除了指赋中几乎全为对句,还指对偶的方式更加多样。《文心雕龙·丽辞》中就总结有言对、事对、反对、正对四类,实际还可细分为多种,如当句对,隔句对,双声对、叠韵对等等。典事博赡是指用典绵密,连篇累牍,如鲍照《舞鹤赋》云:“当是时也,燕姬色沮,巴童心耻。巾拂两停,丸剑双止。虽邯郸其敢伦,岂阳阿之能拟。入卫国而乘轩,出吴都而倾市。”除首句外,连用燕姬、巴童、邯郸倡、阳阿曲、卫懿公、吴阖闾六个典故,以衬托鹤舞之美。
声韵和谐是指南朝骈赋不但注意押韵,到了梁陈时期还注意到了平仄相对,并基本做到除虚字、双音词中的首字可以不对外,其他音节都平仄互异,具有抑扬有致的音韵美效果。藻饰华丽是指注意字句雕炼,词语尖新,绮丽华美,绚烂多彩,如梁元帝《采莲赋》云:“紫茎兮文波,红莲兮芰荷。绿房兮翠盖,素实兮黄螺。于时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首徐回,兼传羽杯。棹将移而藻挂,船欲动而萍开。尔其纤腰束素,迁延移步。夏始春余,叶嫩花初。恐沾裳而浅笑,畏倾船而敛裾。……”
南朝骈赋在内容上有其独特的时代特点。由于帝王士族文人的作者居多,加之他们的偏安心态和悠闲生活,因此造成此期骈赋内容比较狭窄,或为应命奉诏之作,或描写宫阃深闺物事,以体物抒情小赋为主流,取材纤细柔弱,形象绮丽艳冶,格调细巧尖新。但是,南朝也出现了少数感情深厚、气势流畅而又精工奇隽之作,成为千古流传的佳构,尤以鲍照《芜城赋》和江淹《恨赋》、《别赋》为翘楚。
鲍照《芜城赋》写广陵城的盛衰兴废之变:元嘉末年之前的广陵,一派繁华;两次兵燹屠城后的广陵,满目荒凉。面对如此昔盛今衰的巨变,作者发出了人世沧桑、世事无常的深沉感慨:“天道无常,吞恨者多!”全篇对比强烈,震撼人心;铺张扬厉,极力渲染;对仗工整,抑扬铿锵;辞藻绚烂,撩乱耳目:被评为“雕藻淫艳,倾炫心魂”(《南齐书·文学传论》),毫不为过。
江淹的《恨赋》与《别赋》,典型地表现出南朝骈赋的美文风采。前者写人世种种遗恨,后者写人生样样离别,都写得声情并茂。全篇以四六对句为主,骈对精整而又不失活泼流动,辞采绚丽而又情感深挚,用典精当而不冷僻,声韵严整而又和谐,如“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迁客海上,流戍陇阴。此人但闻悲风汩起,血下沾衿;亦复含酸茹叹,销落湮沉。”(《恨赋》)“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思心徘徊。”(《别赋》)都是精雕细琢的千古名句。
南朝骈赋的精致化特点,直接为唐代律赋的产生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之上,出现了唐代“限韵”、“限字”、“限句”的工整律赋,就是有渐而然的了。
郦道元及其《水经注》
郦道元,字善长,范阳涿鹿人。据《北史·郦道元传》载,其初袭父爵为永宁侯,再为御史中尉李彪汲引,任治书侍御史。李彪被仆射李冲弹劾,郦道元以属官受牵连而坐免。景明中,为冀州镇东府长史,颍川太守。任职三年,为政严酷,吏人畏惧,奸盗逃于他境。永平中,为鲁阳太守,上表立校劝学。魏宣武帝元洛诏曰:“鲁阳本以蛮人不立大学,今可听之,以成良守文翁之化。”(《北史·郦道元传》)郦道元在郡任期间。山蛮慑于其威名,不敢为寇。延昌中,以东荆州刺史,如在冀州,威猛为政。后为河南尹。孝明帝正光五年(524),奉命持节兼黄门侍郎赴北边筹处六镇改州之事。孝昌元年(525),奉诏节度诸军追讨反魏自立于彭州的叛将元法僧。孝昌二年(526),为御史中尉,杀汝南王元悦亲信,并上疏参劾元悦而结怨。三年(527),雍州刺史萧宝夤于关中谋反,元悦借故举郦道元为关右大使巡视雍州,在阴盘驿亭被萧宝夤杀害。郦道元好学,历阅奇书,遍历北方,观察地理水道。撰写《水经注》40卷,《本志》l3篇,又为《七聘》及诸文。
《水经》是一部记述水道的古书,据清人纪昀的考证,为三国时人作。郦道元《水经注》为《水经》注释,而成为一部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著作。《水经》原载237条江河等经流,郦道元补充发挥,详注记述l252条支流,比原书多出20倍,成为另外一部专著,全书约30万字。原有的40卷注文至北宋初已有缺佚。
郦道元《水经注》约成书于北魏延昌、正光间。它不仅是地理著作,也是系统而完整的学术著作,书中根据水道流程记述了河流两岸名胜古迹,风物景象,以及神话历史传说故事等,文学价值较高,因而也是一部描绘山水风光的优秀散文著作。他博采汉魏至北朝许多山川风土和历史掌故文献,再运用自己随北魏帝巡幸长城、阴山的见闻,和为任冀州、鲁阳、颍川、东荆州等地太守及刺史时期对地理山川的访搜调查资料,熔铸成极具地理、历史、考古、水利等多学科兼而有之的重要文献。清代陈运溶《荆州记序》赞之曰:“郦注精博,集六朝地志之大成。”郦道元《水经注》利用前人成果,融会贯通,而成为集大成之作,而且在山水散文方面有开创之功。
《水经注》的山水散文兼有叙事文和山水文的综合特点,记叙真实、语言准确,所描写的河流沿途的山形地貌、州郡城郭的沿革、方物特产的奇异,都千姿百态,独具特色。其中有不少是传诵不朽的鉴赏佳篇,如脍炙人口的《江水注》中描写巫峡一段便是古今赏赞不衰的名篇:
江水又东迳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缺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亭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濑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对巫峡的描写,境界优美,凄清幽深,神秘奇异,是甚为动人的传神之作。其中虽部分采用了刘宋时盛弘之《荆州记》的资料,然有所创新加工及润色,另出境界,而如出己手。又如《河水注》中描写三门峡景象:
河水翼岸夹山,巍峰峻举,群山叠秀,重岭干霄。郑玄案:“《地说》:河水东流,贯砥柱,触阏流。今世所谓砥柱者,盖乃阏流也。砥柱当在西河,未详也。”余案:郑玄所说非是,西河当无山以拟之。自砥柱以下,五户以上,其间百二十里,河中竦石桀出,势连襄陆,盖亦禹凿以通河,疑此阏流也。其山虽辟,尚梗湍流,漱石云洄,澴波怒溢,合有十九滩。水流迅急,势同三峡,破害舟船,自古所患。
描写三门峡地理风光,砥柱位置,引用古书,作细致考证,不盲从前人之说,以自己的考察实证阐发独到见解。而对两岸实景的描绘颇生动精彩,如一幅险峻的山水风景画展现在读者眼前,令人既欣赏到三门峡地理特有的奇险、惊骇独特风光,而且有历史的厚重感。
《水经注》的名篇另如《孟门山》、《沮水》、《济水》、《巨洋水》、《江水》等,也都是传诵的精彩之文。郦道元描绘山水真实逼真,刻画入微,客观描景,间有抒情,如《江水注》引用《宜都记》后写道:“目所亲历,未尝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观,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此即客观绘景所引起的主观感慨,将写景抒情融合于篇中。此外,他还将评议、考证等夹于描写叙述之中,使《水经注》既具山水散文特点,又具考证严谨风格。将学和识运用于山水描写中,这是郦道元在散文上开拓的新领域,对后代散文创作仍具影响。
《水经注》对巫峡的描写影响了杜甫的诗歌创作,如杜甫“听猿实下三声泪”(《秋兴八首》之二)即有本于此。李白诗“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上三峡》),亦本于郦道元《江水注》中文字。柳宗元著名的《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亦出自《水经注》中《洧水注》“平潭清洁澄深,储视游鱼,类若乘空矣,所谓渊无潜鳞也”的描写。于此可见郦道元在山水风景描写艺术手法上对后世的影响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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