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西方伦理思想发展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比较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很多基本问题是相同的，对此的比较性研究，可以有助于认识及了解人类文明发生及演化的历史。考察自孔子和苏格拉底以来至二十世纪初两千多年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主要从古希腊伦理学与先秦儒学、基督教伦理学与宋明理学、西欧近代伦理思潮与明清启蒙思想三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

　　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从先秦诸子百家、古希腊罗马时期至今，二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虽然对理想人生及生活的理解各有不同，但就发展脉络而言，很多基本特征是相同的。从源头、内容、过程、规律来看，这种比较性的研究，使我们对人类文明发生及演化的历史有更多的认识及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现象，在伦理学的历史中也得到了生动的呈现，各自两千多年的时间跨度，正如孟子所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五百年一乱一治的历史循环圈是他英雄创造历史唯心史观的典型阐述，他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意思是说经过五百年必有圣君兴起，有命世之才脱颖而出，前者对国家政治生活而言，后者是对人类文明史而言，抛却这种历史循环论的糟粕不论，以五百年为一时间单位考察自孔子和苏格拉底以来至20世纪初2000多年中西方伦理思想的发展，采用中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比较研究的方法无疑可以使我们对人类文明发生及演化的历史脉络看得更为清楚。
　　一、古希腊伦理学与先秦儒学之比较
　　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发展脉络以儒学为主，因而表现出固定化倾向，正如董仲舒所言：道之大，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具体而言是“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内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境界，可以说这种格局一以贯之，绵延千年，没有大的变动。中国伦理思想两千多年的发展，基本上都是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展开。因此我们的中西方伦理思想发展比较是儒学与西方伦理思想的比较。
　　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西方哲学西方伦理学，追溯其源头，要从古希腊文明谈起，对西方伦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们像西方文明源头三座比肩的高峰，巍然耸立。
　　我们今天关于伦理学思考的几乎所有问题都为古希腊和先秦诸子百家的道德哲学思考过，那个时代那些有智慧的思想家就注意到了人的精神生活的内容和高度对人存在的价值及意义。对古希腊文明而言，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诸如泰勒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毕达哥拉斯，这些人他们抉微探幽，善于观察，但更多的是关注客观世界的构成本质之类物理性意义上的问题，只有苏格拉底意识到了比石头、树木和日月星辰更值得我们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他毕生致力思考并因为对它的回答而送命的两个问题：美德是什么?什么是最好的国家?在今天看来这些仍然是我们个人生活和共同生活最有价值的问题。
　　孔子生活于奴隶制趋于解体，封建制开始形成的春秋末期，在这个新旧交错的纷乱时代，孔子不满于“礼崩乐坏”的现实，他希望用“克己复礼”来教化民心，以图政治清明，他席不暇暖地奔走于各国之间，不见用于当世，转而兴办私学，从事教育实践。他创立儒学，使学术下移，即使今天，孔子思想依然深刻地影响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是我们文明与文化的重要源泉。包尔生说：“智慧和美德是很稀少的东西，自然在一个世纪里也仅仅造就那么两三个天才，圣徒也是同样稀少的，在历史上相隔很远。”对中华文明而言，孔子是一个永远且丰富的话题，他和在历史上相隔不算远，但空间上远隔千山万水的古希腊三巨头学说之比较，是我们理解中西方伦理思想的起点。
　　就道德情操和人生际遇而言，孔子与柏拉图有很多相似之处。柏拉图在他家乡的城邦也没有得到任何从事公共活动的机会，“学而优则仕”之路受挫的柏拉图从公共生活中退出，创办学园，把他的生命热情寄寓于对现实的深思和对理想生活的勾勒，学园成为孤独哲人的避难所，他在此写出了震古铄今的传世之作《理想国》，《理想国》对西方民族精神生活的意义像《论语》对中国人一样怎么样夸大都不过分，爱默生甚至认为只要留下《理想国》，所有的图馆都可以烧掉.这本书是以对话的形式写就，书中谈到家庭、道德、文艺、教育等问题，几乎无所不包。他和孔子一样，从个人经验出发，以此解释人生及一般事物，这使他的学说充满现实感和亲切感。

　　这位孤独的哲人期待在一个伟大且适合的国家——《理想国》中等待救渡，他承认自己描绘的只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理想，描绘希望对人生而言仍然是有价值的，做人的意义就在于向往更美且好的生活，并至少让它的一部分变成现实。这种悲剧色彩和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何其相似乃尔。
　　就道德理想和使伦理学成为一门科学体系而言，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的共同之处更多。孔子的学生根据他在讲学时记录编撰而成的《论语》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伦理学著作，并且是他使道德哲学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主流。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科伦理学》是他儿子根据他伦理学讲稿整理而成。今天我们可以想象，在中西方文明大放异彩的诸子百家时期和古希腊时代，多少有志于学的人受惠于这两位哲人的智慧并把智慧的火种播撒四方。
　　亚里士多德和孔子一样相信生命是自然的恩赐，美好的生活却是智慧的馈赠，他们在不囿于外界束缚的沉思和对心灵的养护中理解了什么是对人这种存在而言最好的生活，那就是过有德性的生活。德性是什么?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解也惊人一致，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即孔子的中庸，所谓过犹不及，无过无不及，也就是说德性是过度与不及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当然，理解在细微处也有不同，德性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结果，如果说西方伦理学强调前者，则中国伦理学更注重后者，在亚里士多德和孔子的学说比较中可看出区别。亚里士多德提出“致知”概念，他认为对于心灵的刻画就是对于其所获知识的刻画；儒家也谈“致知”，但更多是一种实践能力，从孔子“忠恕之道”“仁爱之学”衍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便充分体现了儒家重视伦理价值在现实生活及人生中体现的倾向。
　　中西方伦理学特点就其源头来看向我们揭示出：伦理学作为正当生活描述的学科体系，伦理学家们的研究基础是在现实生活的感知中，关注人的内心生活，诉诸人的各种道德感情，是经验也是体悟。伦理学家们孜孜以求恰当生活的思考，都是为他们所理解的尘世之幸福提供说明，以求生命于世的安恬与宁静，使生命更有价值，生活更值得一过。虽然幸福不是道德行为的目的，但如亚里士多德所希望的，有道德的人应享有幸福，有完整道德的人应享有一切可能的幸福，既有德性又享有幸福就是至善。
　　二、基督教伦理学与宋明理学的比较
　　古希腊罗马文化衰落之后到进入下一个千年西方文明收获寥寥，具体而言是亚里士多德的辞世，此后欧洲进入黑暗之中，人们等待哲学的复兴，这和中国汉朝以后的情形颇为相似，中华文明也是经过漫长的等待，在“北宋五子”出现后才再现伦理学的勃兴。
　　可以说把智慧和仁慈作为人性完善的两个方面所导致的精神化倾向在公元1000年后达到高峰，中国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对社会精神、价值及道德观的垄断，西方的基督教无所不在的气息，便是其标志。中西方伦理思想在这一时期，不约而同酝酿并发展了禁欲主义的价值观，它深深压抑了那个时代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热情，对人的精神性存在的顶礼膜拜践踏了人存在的世俗权力和现实性，从而抽掉了伦理学作为智慧之学的现实基础。
　　追求精神生活的完美发展，至少是中西方智者思考伦理学问题的一个基本需要和最根本动力。亚里士多德认识到我们研究伦理学不仅是出于理论的目的，而且也是为了使我们自身向善。可以说人类伦理生活和伦理思想的发展是从对善和恶的认识开始的，在人的经验生活内，被人的道德本能指明为善或恶的东西，被发现始终如一地表现为有利于人的保存和幸福或造成人的痛苦甚至毁灭，正是人性中天然存在的善因和恶因，给伦理学家们扬善抑恶追求适合并正当的人类生活提供了动因。我们由此看到关于人性善的思考构成伦理思想发展史中的一条清晰的线索，当我们把善理解为有利人生存和发展的因素，恶与之对立时，人们不约而同表现出趋善避恶的倾向，这使性善论成为中国也成为西方伦理思想发展的主脉。
　　随着古希腊罗马文明的衰落，万马齐喑的西方文化在公元四世纪迎来了奥古斯丁(354—430)的诞生。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米兰赦令，宣布基督教的合法地位，此后近千年的历史，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神学伦理思想大行其道，这一段历史在思想发展史上虽然可说处不多，但在奥古斯丁的学说中却酝酿了近代哲学史转向的思辨火花，以奥古斯丁为杰出代表的教父哲学的成熟标志着基督教哲学的正式形成。在创立基督教伦理学的过程中，奥古斯丁为亚里士多德时代流传下来的四主德补充了热爱、信仰、希望三个神学的德性，奥古斯丁解释说人对自身根本缺陷的承认，正是他接受信仰、希望、仁爱三美德的先决条件，因为信仰提供知识，希望带来期许，仁爱产生友谊，这一切给我们展示出一条通往善的生活道路，所以奥古斯丁确认它们为人类在世俗生活中追寻的伟大目标，相对于这七个德性的七种恶分别是：骄傲、贪婪、愤怒、嗜食、放荡、消沉、迟钝。前者是人世间光明的力量，后者则是人性中黑暗的势力，中世纪对德性的理解就是在两种力量的冲突中，光明战胜黑暗。
　　在伦理学发展成为一门追求善的科学的时候，边缘伦理学家的“性恶论”无疑健全和补充了这种视角的不足，正像包尔生所认识到的：“我们若是从历史中排除所有邪恶，我们也就同时排除了善与恶的斗争，失去了人类最崇高和最壮丽的东西：道德英雄主义。不仅如此，我们还失掉了历史生活的全部内容。使我们认识到善的价值，在伦理学的理论视角下，在现实生活的经验层面，恶都是善的对立面及陪衬，来自人的肉欲和自私所形成的恶，更让人们意识并看到追求善对人生存的意义。在这样一种前提下，中西方伦理学都为禁欲主义作为一种道德信念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据包尔生考察：“禁欲主义”一词从希腊语言中获得，它本意是指在体育场实行的对动物本性的训诫，也表示在哲学学园实行的对内在生活的训诫。基督教将源自古希腊思想的禁欲主义理解为自我否定和神圣化的要求。
　　中世纪的人们普遍相信自从人类背叛上帝之后，世上出现了二种城市，一种上帝之城，居住着上帝决定拯救的人，一种尘世之城，居住着上帝决定毁灭的人，如果我们为善可以使上帝喜欢，我们就会因此而得救进入上帝之城。禁欲主义这种与人的本性相悖的道德要求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道德信念，是因为人们普遍希望取悦于上帝而获救。
　　中国伦理学的禁欲主义特点在宋至明的理学发展中颇为引人注目，可以称为“克己论”或“严肃论”，特别是在二程和朱熹学说中。二程把义利完全对立，他们主张：不论利害，惟看义当为与不当为。朱熹则指出圣贤千言万语，可用一句话概括：明天理，灭人欲。他把义利关系归之为天理与人欲的关系，要求：“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这种鄙视物质生活，认为应克制欲望发展理性的学说肇始于孔子，他在《论语·述而篇》里，这样表达自己对财富的理解：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中世纪的伦理学说与主张基本都与最具有大众基础的原罪说有关，如阿奎那的“泪海人世说”，他认为人生是悲惨的，人世是眼泪的海洋，其中充满了瘟疫、痛苦，只有上帝可以拯救人类。这种学说和东汉时期传人中国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四五百年间得到长足发展的佛教主张颇多相似之处，佛教创始人悉达多·乔答摩能抛弃王位和豪奢的生活，剃度出家，就是有感于人生老病死的痛苦，他希望通过苦行求得觉悟和解脱之路。佛教认为人生是“苦海”，这固然是对现实矛盾的揭露，但是关于人生之苦的根源，佛教认为不在于社会，而是在于个人的“无明”，也就是对于真理的愚昧无知。因此佛教把人通过修行扼制欲望作为解脱痛苦进入涅粲之境的必由之路。基督教和佛教都热衷于为世人许诺来生的幸福，那是真正永恒的幸福，其代价是对世俗人生痛苦的忍受。
　　对于中世纪的哲学和伦理学思想，历史上评价较低，以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的下列表述为代表：“我们必须对经院哲学家下一个判断，作出一种估计。他们研究了那样崇高的对象、宗教，他们的思维是那样的锐敏而细致，他们之中也有高尚的、好学深思的个人、学者。但经院哲学整个讲来却完全是野蛮的抽象理智的哲学，没有真实的材料、内容。它不能引起我们真正的兴趣，我们也不能退回到它那里去。它只是形式、空疏的理智，老是在理智的规定、范畴的无根据的联系中转来转去。”尽管宋明理学也与西方的经院哲学有着相似的气质，我们却不能这样看待其作为一种思想历程在中国伦理学史上的地位，尽管它的严格和谨慎制约了民族的活力和创造性，但是以朱熹、王阳明为代表的思想家为我们提出了关于个人生活和群体生活相融的较为恰当的表现形式，使儒学重获独尊地位，为一个民族的共同生活提供共同的信仰和价值观。他们格物致知，穷究天理的执著让我们看到道德通过文明化的心智清晰地显现，道德的进步也往往由这些从本民族的知识精英中脱颖而出的智者贤人引领。人类的道德进步是一个缓慢而持续的过程，一如那些充满悲观主义气息的思想家们所预想的那样，孔子说：“吾未见好色如好德者。”孔子之后这种“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警惕性促成了道德学家在内心保有对本民族道德进步的渴慕。即使在今天我们谈道德建设依旧任重道远，即使在今天我们分析民族的道德心理依然可以看到朱王学说影响的无处不在和它对完善个人道德修养的启发。

　　三、西欧近代伦理思潮与明清启蒙思想之比较
　　欧洲近代史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从培根到尼采，对思想史及人类生活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英国功利主义思想、法国启蒙思想和德国古典哲学家的伦理思想。
中国虽然没有像英国、法国、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并因此发展了本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但是明中叶以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萌芽，与此同时启蒙伦理思想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也开始出现。唐凯麟先生将这种思潮定义为：“是指中国明代以来，特别是在明清之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从地主阶级内部分化出来的在野的开明知识分子，为了改革当时的封建弊政，挽救社会和民族危机，而对传统封建道德及其伦理思想所进行的自我检讨和自我批判的思潮。”这一思潮清算了之前统领中国人思想文化领域的蒙昧主义和禁欲主义，和法国启蒙运动相比，当时进步的思想家们如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致力于文化教育运动开启民智。其特点是对当时的教会权威和封建制度采取怀疑或反对的态度，把“理性”推崇为思想和行动的基础。他们提出了人道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以人道主义反对神道主义，用享乐主义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的价值、尊严、幸福。这种大胆而彻底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意大利人道主义者皮科所说：我们愿意成为什么就成为什么。或如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所说：我是凡人，我只追求凡人的幸福。是明以后的中国启蒙思想家所难以启及的。
　　肇始于14世纪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在资本主义关系形成时期使人文主义思潮星火燎原波及欧洲大陆各国，伦理学借助于文学艺术的各种形式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表现为那个时代人们的道德思考是寓于文艺作品之中，伦理学随着文学的蓬勃发展而兴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命名为文艺复兴，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在中世纪衰落了，而在他们的时代又再次繁荣起来，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和艺术对这个时期的知识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人们从对上帝的无条件信仰中挣脱，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匍匐于上帝足下谦卑的西方人开始相信人有决定自己命运和道德上善恶的权利和能力，人可以凭借着自己的意志进入不朽，也正是这种思潮使西方个人主义意识空前膨胀。推崇群体主义，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始终没有像西方人那样走得这么远。
　　在17、18世纪，英国功利主义者边沁、密尔等人发现了人性的一个秘密，即人都是追求使人快乐的东西，逃避使人痛苦的东西，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人性利己并永不改变，他们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之说。应当说这一学说契合人性的需要，对于解释人类的行为有较大说服力。中国明末清初最伟大的哲学家王夫之也提倡功利主义，他主张“经世致用”。在他之前南宋永康学派的主要代表陈亮和朱熹“义利王霸”之辩时就提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认为道德不能脱离功利，必须达到一定功利并实现一定的社会物质利益。这一惊世骇俗之说是对自孔子以来重义轻利思想的反动。一直以来，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价值观高踞中国正统之首，并由董仲舒进一步深化，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一思想传统在明及以后遭到了李贽、颜元等的极力抵触。李贽提出“人心自私”，还说“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强调物质利益对道德生活的基础意义，甚至从人性的普遍角度肯定“圣人不能无势利之心”。明朝灭亡以后，痛定思痛的中国知识分子进一步反思失天下的思想根源，接扛功利主义大旗的是17世纪哲学家颜元，他改董仲舒的命题为“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还特别倡导“实学”、“习行”，反对宋明理学家那一套“空疏无用之学”，要求人们实做其事。中国功利主义的发展虽然曲折也最终没成主流，但哲学家们所倡行的实事求是之精神对中国由来已久的超功利主义思想无疑是一种切合时代需要的修正。
　　道德是人类以自己的方式表达的对无限深邃的宇宙存在的尊重与敬畏，康德以他的理解概括如下：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们就愈使心灵充满日新又新，有加无已的景仰和敬畏：在我头上的星空和在我心中的道德法则。人性的软弱常常使我们不自觉地向生活妥协，并以放弃自己对道德的信守为代价。这种司空见惯的事实固然也会让我们受到良心的拷问，但人们不约而同把它视为生活的合理成分，从而使自己的不安减轻，嫉恶如仇的道德学家们对此似乎难以容忍，尤以康德为甚，这种严厉的作风来自康德捍卫人类尊严的决心。康德不近人情地提出了他的“绝对命令”，以人们对“绝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作为判定其行为道德价值的标准。就此类气息而言，朱熹虽然与他年代相隔久远，但非常相似，朱熹提出“居敬”“穷理”的道德修养论，就是从自律的层面对个体的道德要求。他们对折衷、调和之类倾向的厌恶，在不同的文化背景的映照下，出人意料的一致。
　　对道德的尊重和遵守是我们分享先于我们存在的人类智慧最好的表现，道德的衰退意味着为堕落的繁殖准备土壤，道德的缺失标志着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混乱，这是麦金太尔的研究及他在《德性之后》为我们证实的印象，赵汀阳也说了：“事实上，使得生活具有趣味和意义的事情都来自道德和美，如果一切都替换成经济利益，那么人就以新的方式退化为动物了。”这也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梳理历史细节跨越时空探究人类道德发展奥秘的理由所在。